我女兒上高中的時候,她抱怨說,考試太多,功課太多,都沒有自己的時間了。我問她,如果有一個禮拜的時間,你不用做這些,只做你最喜歡的事情,你會做什么?她想了半天,想不出來。現(xiàn)在,大多數(shù)年輕人正處于這種狀態(tài)。這是教育的失敗。
另一方面,我們的教育正在成為一場反恐戰(zhàn)爭。你去北京中關村黃莊的那個紅綠燈站一會兒,到了下午三四點,人大附中的孩子放學之后直接過馬路就去了學而思。你站那兒不動,前后左右全都是教育培訓機構的廣告牌,開過去的公共汽車上也是這些廣告。你回家了,小區(qū)門口還是這些教育機構的牌子,做成霓虹燈,在閃。你打開報紙,還是這樣的廣告,告訴你說,你不為孩子報個班,他們就會輸在起跑線上。這個起跑線還在不斷提前,以前是高考,后來是小升初,再后來是幼升小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到了早教、幼教、胎教甚至孕前教育了。
這是一種全社會的教育恐慌。家長們惶惶不可終日,非要上人大附中、清華附中不可。這一方面是沒主見,一方面是受商業(yè)推廣的影響,更重要的是,商業(yè)力量不過迎合了應試教育的需要。說到底,這種剛需是被中國的學校制度制造出來的。
以小升初為例。上世紀九十年代,北京的小升初還是比較嚴格地實行統(tǒng)一考試入學和極少數(shù)的擇優(yōu)入學,保送生只占5%。1998年,北京市有關部門取消小升初考試,實行就近入學和電腦擇位。但是,由于學校之間差距過大,優(yōu)勢教育資源稀缺,以錢擇校,以權擇校和以優(yōu)擇校的現(xiàn)象越來越多,幾乎成為某種潛規(guī)則。
以錢擇校、以權擇校的典型是“共建生”和“條子生”。
“共建”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,國家機關、大型企事業(yè)單位與重點學校通過“合作共建”,滿足本部門職工子女享受“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資源”的需求。以北京八中為例,共建生占錄取學生比例的17%。許多優(yōu)質(zhì)中學的共建單位多達十幾個。北京市外企服務總公司是國資委所屬的大型國企,從網(wǎng)上披露的材料,該企業(yè)的共建學校都是在北京家喻戶曉的名校、熱點校。
“條子生”也就是后門生。一些家長通過特殊社會關系,使自己的孩子獲得重點學校的入學機會。“條子生”是最為不公平的入學方式,赤裸裸地侵犯教育公平,嚴重擾亂了義務教育的正常秩序。重點學校的“條子生”一般占當年招生人數(shù)的8%-10%左右。在升學季節(jié),名校校長總能收到眾多條子而難以處置。某校每年會設立一個臨時機構,叫“條子辦”。一般來說,每年春節(jié)前后就開始“條子生”的工作。
相比之下,既無權、也無錢的普通百姓只能夠通過以優(yōu)擇校的方式來獲得進入重點中學的機會。即便在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,培訓機構和重點學校也形成了利益同盟。這就是“占坑班”。
“占坑班”起源于1998年。由于當時小升初由統(tǒng)一考試改為電腦派位,一些家長不愿意孩子進入薄弱校就讀,而重點學校為爭優(yōu)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電腦派位生,于是出現(xiàn)以奧數(shù)培訓為主的培訓學校,充當起替重點中學選拔學生的功能。一開始,重點中學自己辦“占坑班”,比如人大附中的華羅庚數(shù)學學校(后更名為仁華學校)。后來,義務教育不允許擇校,政府叫停,學校就改為跟培訓機構合辦。比如,人大附中就跟學而思合辦“占坑班”。目前,各個名校都有自己對口的培訓學校。你去查它,學校說跟我沒關系啊,是培訓機構。其實,大家都清楚怎么回事。
以海淀區(qū)為例,2010年海淀區(qū)七大名校對應的“坑班”有106個,按每班50人計,總?cè)藬?shù)達5000多人,總?cè)舜渭s55000人次?!包c招”人數(shù)共計560人,約10%左右。這就是說,約90%的孩子在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之后,并不能如愿進入名校的大門。
這些“占坑班”按照靠譜程度的不同,被家長分為“金坑”、“銀坑”、“土坑”和“糞坑”。占了坑不見得能上,但是你不上的話根本沒有機會。這個班從三年級就得上,一輪一輪淘汰,經(jīng)過三年以后,一個班有幾十人能上。家長為了保險,他要占好幾個坑,萬一人大附中不行了還可以到北大附中啊。當然了,因為精力有限,他這三個坑不可能都去上,兩個坑就白交錢?,F(xiàn)在北京市已經(jīng)通行了幾年,每一個小升初的家長都門清。
這些教育恐慌背后,其實是增長的財富如何實現(xiàn)分配的問題。有人批條子就能進,有人交錢就能進,有人得考奧數(shù)才能進。財富的增長并不會自動達成分配,各種特權和規(guī)則不公都在抬高門檻。照陶行知的說法,基礎教育是為了成為人中人,不是為了成為人上人,本不該有門檻,但現(xiàn)在,每個孩子都面臨巨大的門檻。這是一道窄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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