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錫良：小貸低利率是打擊農民

　　不能總是想把城市這一套搬進農村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記者康正 | 成都報道

　　中國有自己的小額貸款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現(xiàn)在談小額信貸，業(yè)內外甚至國內外提得比較多的都是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經驗，那么，中國本土的小額信貸，其歷史脈絡是怎樣的？

　　劉錫良：我以前給中國人民銀行做中國小額信貸政策報告時提出一個觀點，中國的小額貸款，絕對不是國際援助機構來了，我們才有小額貸款。也不是從茅于軾搞試驗才開始有小額信貸的(1990年代初，茅于軾在山西呂梁農村試驗小額信貸)。

　　中國從農村信用社建立就是小額貸款，至少有幾十年的歷史。因為就我所看到的最小一筆小額貸款是一塊四毛七。當時是上世紀60年代，信用社貸出去的。2004年，我還訪問過最小的農村信用社，四川阿壩州紅原縣，信貸員背個包、騎個馬，出去吸收存款。那時連會計制度都不健全，但它的信譽很高。還有四川平武的白馬鄉(xiāng)信用社，整個存款只有130多萬，他們做的全部是小額信貸。

　　所以當時我就說，中國99%的小額信貸是信用社在做，不是國際扶貧機構?，F(xiàn)在的農信社，仍然是以小貸為主。包括新興的村鎮(zhèn)銀行，也是以小貸為主。我們還是要靠本土的。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但是農村信用社經過這么多年摸索，卻飽受詬病，那是為什么呢？

　　劉錫良：信用社有很多體制問題。2003年，大家提出股份制、商業(yè)化是信用社改革之路，要在農村搞商業(yè)性金融。我說這不對，還專門寫了文章。不能總想把城市這一套搬進農村。其實農村要建立全新的金融體系，農村金融體系的本質是合作制、合伙制。

　　我從兩條線來解釋這個問題。首先，說商業(yè)性金融，按照原始定義，它是做商業(yè)票據(jù)貼現(xiàn)。那些開得出商業(yè)票據(jù)的企業(yè)肯定是有相當規(guī)模的，它的市場是穩(wěn)定的，管理是規(guī)范的。但是農村廣大企業(yè)是開不出票據(jù)的。所以，商業(yè)性金融和現(xiàn)代工業(yè)、貿易相關，和傳統(tǒng)農業(yè)是沒有關系的。中國幾千年農業(yè)發(fā)達，也從來沒有產生出商業(yè)性金融。兩次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買辦資本、官僚資本進來，才有商業(yè)性金融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從信用發(fā)展關系角度看，商業(yè)性金融是生人社會的東西，農村本質上是熟人社會。農民為什么最講信用？因為祖祖輩輩都住在那里。就好比中國人講“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”，那是講圈內，換了一個生人社會系統(tǒng)，你就沒必要講信用。所以，國家應該根據(jù)農村實際情況提供一套制度設計，暫時提供不出，就應該讓它試點。大的金融機構穩(wěn)住，小的怕啥。

　　小貸公司不要和房地產攪得太緊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那么，中國眼下要推動發(fā)展小額貸款，到底由哪些主體來做這件事情，它們之間是一個什么格局？

　　劉錫良：按照世界銀行關于金融普惠思想，我覺得農村信用社基本還是發(fā)放小貸的主力，但由于信用社有它自己的體制問題，所以，還是應該有小貸公司來做。前年，我把四川、重慶的村鎮(zhèn)銀行，小貸公司調查一遍。這些新興機構出現(xiàn)以后，對推動信用社改革起到很大作用。以前信用社等客戶上來，跟太爺一樣，現(xiàn)在村鎮(zhèn)銀行、小額貸款公司出現(xiàn)后。好的客戶你不去，我就去了，這樣逼著你去競爭。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我們了解的情況，現(xiàn)在一些小額貸款公司很少做小貸，業(yè)內都說“小貸不小”，每筆上百萬甚至幾千萬的做。

　　劉錫良：有些省要求，對同一借款人貸款余額不超過小貸公司資本凈額的10%，那么小貸公司注冊資本兩個億，它就可以借2000萬給同一借款人。有些公司8個億10個億的注冊資本呢？

　　當然也有做小額貸款的，像成都一些公司專門做花木、花卉貸款，就做得很小。但一部分卷入到房地產里面去了。小額貸款公司本身是個好事情，在發(fā)展中有兩個問題把它捆住了。一是小貸公司和房地產攪得太緊，這可能讓小貸公司走向不歸路?，F(xiàn)在很多房產地產公司資金緊張，周轉不過來，就和小貸公司綁在一起。第二，小貸公司利率太高，至少是偏高。他們做的合同利率都比較低，嚴格控制在4倍這個范圍內，但是它有其他費用的。這兩條路很可能把小貸公司走死。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小貸公司回歸“小貸”的路徑是什么呢？

　　劉錫良：小額貸款公司必須回歸兩個本質，一是小貸公司必須要小，貸款必須要以微小客戶為主。第二個一定要以熟人社會為主，不能以生人社會為主。小貸公司不能靠抵押擔保，抵押擔保就會辦成又一個典當行。

　　比如村民之間這種貸款，這樣就能保持微小。否則是保證不了微小。微小里面主要還是講機會?，F(xiàn)在不管講金融普惠，還是講孟加拉模式，實際上，很重要的都是給窮人以機會。要抓住機會，有機會去創(chuàng)業(yè)，這個很重要。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一些小貸公司叫苦，說每筆貸款太小，一兩億分成幾千上萬筆貸出去，管理的成本就大了，沒有利潤可談。

　　劉錫良：這個只要利用熟人社會機制，完全能行，因為農民是絕對守信用的。我去調研寧夏惠民小貸公司，發(fā)現(xiàn)它主要就是靠退下來的村支書、德高望重的人給介紹客戶，公司給他們一些補貼。這些人在村上很有面子、很有地位，他們說話也有人信?；菝裥≠J公司就通過這個熟人關系把交易成本降低了。否則，它兩三萬一筆的貸款，方圓幾十公里，就算摩托車，來回跑兩趟油錢也不少。

　　不要以為低利率照顧了農民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國家在政策上應該如何鼓勵支持小貸公司？

　　劉錫良：政府應該給小貸公司一部分的補貼，鼓勵它去做小貸。但是我們現(xiàn)在補貼不到位。好多機構拿不到這種補貼，名義上補貼給你，但一年兩年都拿不到。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一些小貸公司都熱衷于做大額貸款，國家怎么敢補貼呢？

　　劉錫良：所以，這個就要有監(jiān)督機制。看是誰給補貼，誰就要來負責監(jiān)督小貸機構。對于監(jiān)督主體，不要動不動弄很大一個機構搞全國統(tǒng)管。你在北京監(jiān)督，能監(jiān)督什么呢？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小貸公司的利率標準爭議始終很大，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？

　　劉錫良：小貸公司的利率和現(xiàn)在整個社會的利率是有關系的，整個社會都進入高利率時代。包括現(xiàn)在國家、國有銀行拿出來的錢，低利率是不多的。另外還有一些潛規(guī)則，比如我貸款100萬，名義上6個多點的利率，但你必須存50萬，只給你用50萬。就是說你貸100萬，實際上只貸了50萬，但另外50萬銀行還要算利息。這個就是典型的以前教科書上說的補償性余額貸款。另外還有一種方式，我貸款給你，但你必須給我做一次貼現(xiàn)、二次貼現(xiàn)，這樣利率也提起來了。

　　《望東方周刊》：一些受訪的小貸公司叫苦，說利率再低就沒錢賺，因此不愿投入這個行當，這又是什么原因？

　　劉錫良：首先，國家規(guī)定的4倍利率下，隨便怎么做還是有2分多，只要把抵押貸款做得比較好，基本就能維持30%的利潤，現(xiàn)在做實業(yè)還是沒有這么高的，所以，社會資本是喜歡投這一塊的。

　　其次，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小貸高利率是有積極意義的，不要以為低利率照顧了農民，最后的結果可能是打擊了農民，因為利率低了，資金不進來?，F(xiàn)在銀行相當于是一臺抽水機，把農村的資金動員起來后全部轉移到城市去了。那么，你要小貸公司往農村配置資金，就要小貸公司自身是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。舉個簡單例子，比如我們說貸款管理，它有個保本點的問題，越小的機構，盈虧平衡點就越低。比如做100萬的貸款和1000萬的貸款，從審查到收回，管理成本是差不多的，但收益的差距卻很大。所以利率太低，小貸公司做小額貸款就達不到盈虧平衡點，保本點都達不到，他就不愿意做。資本畢竟是逐利的，利率高一點，應該是良性的。只是不能太高。